文／劉暢　朱基超　陳將鋒

　中國可追溯的瘟疫歷史約3500年。從西元前770年的春秋時期到西元1911清朝末期的2681年中，信史記錄的災疫之年有669年，平均每４年一次。

　瘟疫，從古至今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，而是關係到國家政令、醫事制度、法律規範、公共衛生、民眾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。

　中國很早就著手於防疫系統的建設。周朝建立伊始，在基層行政區設立了巫醫，備有草藥，用於防疫。北魏永平３年，宣武帝置醫館，疫情發生時官吏驅疫工作需要落實到每家每戶。唐朝政府設立州級醫科學校，頒佈政令要求各地醫學生人數必須達到當地人口的一定比例。同時，唐朝還建設「病人坊」，作為專門收治傳染病患者的醫院。宋代會刊發疫情防治的資料，並實行「駐泊醫官」制度，即中央安排輪差醫官去地方行政區服務。明清時期，中央管轄的惠民藥局會在包括邊遠地區的全國範圍內派駐醫官、醫生、醫士。一旦發現疫情，這些地方醫療機構在上報資訊的同時，需要馬上與當地政府配合，劃分隔離區、安置病人並安排治療。

　那麼，古代應對疫情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呢？

　隔離，自古就是針對疫情擴散的有效防控方式。史料記載的最早的「小湯山醫院」建於西漢元始２年（即西元２年），當時各郡國蝗旱並起，瘟疫流行，平帝下詔建立了公立臨時疫病隔離醫院。1975年，湖北雲夢出土了一批秦簡，裡面提到要將麻風病人送到「癘遷所」。「癘」即瘟疫，「癘遷所」屬於專為瘟疫病人而建的隔離治療場所。東漢延熹５年，軍中大疫，政府設立了專門的軍隊傳染病院—「庵廬」，用於安置流行病患者。清代，為防止天花傳播，政府會通過行政命令將患者統一隔離安置於一地。據《論語》第六章記錄，孔子探望患疫的學生冉耕，沒有走到病榻前噓寒問暖，只是隔窗而談。

　關於隔離，清代熊立品在《防疫全書》中提出「四毋原則」，即「毋近病人床榻，毋憑死者屍棺，毋食病家時菜，毋拾死人衣物。」

　如果疫情持續嚴重，中央政府便會著手安排官員巡視疫情並施醫賜藥。兩漢時，在疫情流行的情況下。中央政府會派中謁者或使者巡查疫癘流行狀況並致醫藥。唐朝，唐文宗曾下詔命地方大員親自去疫區安撫民眾並送醫送藥，最後還須向他一一彙報。從宋代開始，政府已將疫病流行時的醫官派遣與藥物救濟制度化，所有的診療與藥物發放都無償進行。

　防疫工作進行的同時，為保證地方民生，從西漢開始，對於疫區會賜錢發糧，減免徭役賦稅。宋代曾有賜河北災民八十歲以上或病重不能生產者每人「米一石，酒一鬥」的記載。同時宋代還建立了社會保障機構。如安置無處可歸病人的安濟坊，收養鰥寡孤獨之人的養居院。而病逝者則由助葬機構「漏澤園」負責掩埋入公共墓地。對於疫情中的死者，由政府出資置棺下葬一直是古代政權非常重視的一件事。一是出於對逝者本身尊嚴的保全；二是對於逝者家屬心情的安撫。三是妥善安置屍體從而降低疫情擴散的風險。

　由於古人對瘟疫畏之如虎，瘟疫產生後往往流言四起，社會動盪。政府一般會實行祈神禁巫的活動。祈神由政府主導，以安撫百姓情緒。禁巫則是由於巫醫分立，相信巫術的人往往會拒絕藥物治療，這時就需要政府強制介入控制巫術行為氾濫。

　古代並未出現微生物學，所以古人無法瞭解瘟疫的傳播機理。但是，這並不等於古人不知道瘟疫的傳播途徑。以鼠疫為例，古人針對鼠疫提出了「日常不可坐地、保持房間整潔、見死鼠需要屏氣並掩埋」幾種應對方式。可見，這幾種應對方式正好對應了後世研究得出的鼠疫的主要傳播方式—昆蟲叮咬傳播與飛沫傳播。

　在人工免疫方面，西元前６世紀，便有了政府組織的狂犬撲殺活動。據史料記載，東晉道教學家、化學家、醫藥學家葛洪就曾經提出「取咬人瘋犬大腦風乾後敷於患處」的方式來治療狂犬咬傷，效果如何無法考證。但是，應對天花的「種痘」之法的確是行之有效的。

　中國在16世紀就已經發明了人痘接種法。有考證認為其發源於明隆慶朝的甯國府太平縣。種豆方法分為：豆衣、豆漿、旱苗、水苗四種。其中以水苗為上，還總結出了連種７代以上的豆苗更加安全的經驗。

　可見，隔離、救治、賑濟、安撫、人工免疫等應對方式在古代就早以應用。但是以上種種防疫措施的生效有一個共同的大前提，即國家安定，經濟繁盛。

　唐朝中期以前，政治穩定，經濟繁榮，前3 位皇帝唐太祖、唐太宗、唐高宗當朝的60餘年間，僅有５次疫病暴發的記載。相比之下，東漢末期，政治動盪，刀兵四起。瘟疫暴發頻次由平均15.7年一次上升到２年一次。曹魏初期更高達１年１次，與旱災、蝗災、兵災並生群發。國家動盪往往會導致疫情暴發，疫情暴發往往導致刀兵之禍，而刀兵之禍又加重了國家動盪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，這個迴圈每進行一次，都如磨盤一樣碾碎無數人的性命。
    人類與瘟疫的抗爭從未停止過，瘟疫會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反覆來襲，但只要我們迎難而上，不畏艱辛，必將走過黑暗。（高豔坤整理）